编者按：中俄关系从“存疑”到“求同”，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西方一直以来的“联俄抗中”企图，为什么无法实现？
3月31日至4月1日，2025“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在题为“中俄：多极世界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研讨环节，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于滨，作了题为“中俄正常关系的内涵和外延”的演讲，解答以上问题。观察者网整理成文，供各位读者交流分享。
于滨：
一个平等、稳定、互利共存的中俄关系，始于冷战两极体制，跨越了后冷战的单极架构，正步入一个不乏憧憬却又险象环生的多极世界（a brave and grave new world of multipolarity）。
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中俄正常关系的挑战
1989年以来中俄关系正常化的36年里，中俄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是循序渐进、相互适应。从“存疑”到“求同”，既致力于本国福祉，又兼顾对方利益，且不断拓展多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此种正常关系的定位，我个人认为至少取决于三个坐标。
首先，中俄的正常关系有别于冷战期间冷热不均、大起大落、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双边关系。第二，中俄双边关系中排除和超越了传统军事同盟中的“自动锁定”机制（Automatic inter-locking mechanism）。第三，在经历了近代交往史中的非对称性、有时甚至是零和式的双边关系后，中俄作为拥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超大文明体，有意愿、也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的是非曲直行事。
如果排除近年来中俄双边关系中一些常见的外延，比如“建设性的”、“全面的”、“战略协同”或者“面向21世纪”等等的包装和修辞，中俄关系的内核就是一种正常关系。就像俄罗斯市场上出售的普京套娃，外面是普京总统，层层剥去，最后是彼得大帝。
说句题外话，在英语世界（Anglosphere）中，我是第一个使用“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的人。当时普京刚刚连任总统，我在2004年夏季号的《哈佛国际评论》（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上发了一篇文章，使用了“Putin the Great”一词。
后来一位美国陆军将军问我，你为什么要用“普京大帝”这个词？在他看来，应该是“普京雷帝”（Putin the Terrible）。我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普京总统。普京政绩优劣，不仅在于西方如何评判，更要看俄国人怎么看。2004年普京连任时获得了71%的选票，这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普京。那位将军无言以对。
回到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正常化以来所衍生的种种外延，比如近期中国官方的表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复旦大学的赵华胜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正常关系，我很赞同。邢广程老师也讲过不断叠加的各种各样的外延，有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展，这是非常准确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俄正常关系深化和拓展的潜力非常之大，可以说是无止境、无上限的。
西论的傲慢与偏见
中俄正常关系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有强大的内生力和扩展潜力，还挑战了西方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短视和盲区。西方持久不衰的联俄抗中的意向，不仅仅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手段的延续，还揭示了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傲慢与偏见。
比如，西方自由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可能和平共处，只有在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cy Peace Theory）。西方现实主义则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实力消涨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和冲突。比如，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冲突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埃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Thucydides' Trap），等等。
修昔底德雕像，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分析——“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被现代学者抽象为“修昔底德陷阱”
在西方研究中俄关系的浩瀚书海中，基本有两个派系：一种是“中俄关系有限论”，另一个是“中俄威胁论”，鲜有中间层次。
一方面，在有限论者看来，中俄在历史、文化、政体、国力甚至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双方关系的任何改善都是暂时的、有限的，这也给了所谓的“联俄制华派”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也支持有限论。比如说波波·罗（Bobo Lo），就支持这一观点。
在其著作《权宜轴心》（The Axis of Convenience）一书中，他把“正常关系”加上引号，即“所谓的正常关系”。波波·罗的文笔非常了得，可读性极高。但在这样的思维框架里，无论是中俄关系怎么改善都有限度。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特朗普或者美国保守派看来，分裂中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相信，中俄之间任何的交往都是联手对抗西方的动作，不可掉以轻心，必毁之而后快。
由于此种极端性的思维方式，这两大研究中俄关系的派系缺少最基本的现实感，陷入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论”，忽略排斥了广阔的中间层次。他们不相信中俄能在政策层面实现平等、友好、共存，同时致力于诬蔑、离间、瓦解中俄之间的正常关系。
大国/文明共处之道
然而从非西方中心视角的“第三只眼”审视，我认为中俄关系是一种正常关系。事实证明，在充满风险和战乱的21世纪，中俄正常关系的拓展和深化，不仅不以西方意志为转移，也对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之道、塑造一个正常、稳定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有益、可行的范例。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是中俄关系的核心要义
比如，困扰中俄300余年的边境问题彻底解决，正是双方在后冷战时期致力于务实合作政策的结果。冷战结束前后，俄罗斯东西两条漫长的边境，几乎都处于同样不确定的状态。因为大厦轰然倒塌，对周边的影响非常大，况且前苏联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如今，俄罗斯东西两条边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东线无战事，西线则烽火连天。为何俄罗斯东西两线的宿命为何如此不同？一个致力于融入西方的俄罗斯，为什么会被一步步逼入绝境，而不惜一战，如今却欲罢不能？！
为何中国在俄罗斯东边稳步崛起的同时，选择了与邻为友，和平共存，而非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欧亚大陆两个最大而又完全不同的文明载体，为何在西方主导的乱世中，实现了自17世纪以来最平等、最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同时致力于地区稳定、和谐共处？这一切都是西方中心理论无法解答、也不愿正视的现实。
回到我提出“普京大帝”一词的2004年，我在王辑思老师创办的北大《国际政治研究》期刊上，对中俄之间的正常关系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今天仍可刊用：
21世纪对中俄双边关系的最大挑战，恐怕是目前来之不易的正常关系本身。无论如何，冷战时中苏从“蜜月”到反目，虽酸甜苦辣，自不在言，却都快刀斩麻，一蹴而就。比之那个激情燃烧时代中苏之间浪漫的“沸点”和悲壮的“冰点”，双方目前正常的“柴米油盐”关系更是一场韧性角力，在经历了十五年的“磨合”之后，中俄两国在新世纪中要相干无事、善待对方，仍任重而道远。
国际关系和男女关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很复杂，很难驾驭。就像刚刚冯绍雷老师提到丘吉尔曾说过，“我花了极大的精力研究自己的紧密伙伴，但这远远比不上年轻情侣在热恋中对对方各种奇思妙想所花的功夫，” 这种“年轻伴侣”的关系，浪漫却不稳定。
而正常的夫妻关系虽更加稳定，但也更具挑战性，因为这个时期我们看待对方不是以貌取人、或是追求一个想象的完美对方，而是要正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认为，这就是冯老师所说的成熟关系。所以维系一个持久的、正常的中俄关系，即“柴米油盐”关系，恐怕更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
展望未来：使美国/西方对世界更安全
2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认为维护和发展中俄之间的正常关系并非易事，但我必须修正我2004年文章的结论：中俄不仅要相安无事、善待对方，更要放眼世界，高屋建瓴。因为中俄稳定正常的双边关系不仅仅是为了两大文明和两国人民的福祉，更是因为这种正常的大国关系，也是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以来西方所习惯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彻底扬弃。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仪式
最后，我想借用美国总统威尔逊1917年要求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时的一句话：“使世界对民主更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 democracy”），但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中俄两国不仅需要不断扩展、深化平等互利不结盟的正常关系，更要以稳定、正常的中俄关系为例，影响国际关系、尤其时大国关系的走向，致力于“使美国和西方对世界更安全” （make America and the West safe for the world）。
这里我仅仅提供一个愿景，以此抛砖引玉。虽然我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但要达此目的，不仅仅取决于两国的实力，更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
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人工智能存在极其危险性的新世界中（A brave and grave new world），这也许是国际社会和谐相处的唯一选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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